在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实践哲学的批判分析基

  马克思反对仅仅从分配平等角度的公平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作为物被看待,处于片面的物的交换价值关系之中;人没有被作为目的被正义地对待,反对空洞地要求所谓永恒正义,人的关系变成物的交换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公正地对待人的社会形态,但是这并非是要放弃正义范畴或只是在历史相对主义基础上看待它。尽管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发展曾经起到历史进步作用,而是使人陷入孤立化的境地并且丧失人的真正社会性。

  正义是人们自足地共同生活的纽带,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和“对他人的善”(亚里士多德,1129b30;1130a5)。无论何种类型的正义,总的说来,“给予每个人以其相称的东西”意味着对他者负责和承认他者,终归与各种类型的实体和行为如何对待他人有关。

  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中的政治概念才充满了对抗的色彩:保卫自己,反对对立者,又不断地瓦解着这些对抗,扩大联合的范围。政治概念离不开划定界限、范围,需要确定数量、敌友的尺度和标准;同一性往往建立在排斥基础上,以敌对性为前提。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性究竟来自何处?究竟是启示神学和哲学存在主义的,还是经济利益和文化心理学的?难道差别性和对抗性必须被还原为绝对的敌对性吗?当家庭、氏族、部落、血缘、语言、文化、地区、种族、民族、民族国家这些曾经被视为政治联合的界限和标准不断随历史变化被人的交往实践打破时,历史却在不停地消解着敌对性,表明并没有绝对的敌人,政治中也包含着超越性的非政治化因素,非政治化因素以不断介入政治现实的形式存在着。

  正义一方面是责任和社会道德约束,另一方面,“真正的正义就包含着友善”,政治的概念“友谊越强烈,对公正的要求就越高”(亚里士多德,1155a25;1160a10)。更为内在化的深层正义交往关系就是友爱、朋友、团结,而不是绝对的敌意和对人的完全否定。当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人们都是朋友,就不需要公正,指出的就是正义不只是利益的分配规则或行为的惩罚规则,而是非外在性的纽带关系。友谊要求在非敌对性、非整体同一化意义上理解如何对待他人。他者并没有完全被自我意识的主体所把握,相反,自我意识的主体在与意识的对象——包括作为意识对象的意识本身——的联系中才得以不断地被构成。

  正义即他者之为他者得到承认,人成为目的,没有正义,没有对他人的责任和承认,人的真正社会性就无法实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看到了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和人的生活实现的条件,现代社会秩序的设计者们看到了平等和博爱,这些契约论的设计者们总是从所谓性善恶即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的,卢梭甚至干脆以人的双重本性自爱和怜悯出发设计现代社会制度,他看到没有社会情感,没有对法律和正义的热爱,公民就不会履行义务。无疑,政治联合体和人的社会规定性都奠基在正义的社会关系上。

  政治中的这种非政治因素就是正义的人的关系。古典正义概念的含义是“给予每个人以其相称的东西”或者“给予每个人当属于他的”。正义曾经被视为个人的德性品质,后来又发展成为真正人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表达,它曾经以自然权利、人权、法律、共同利益、强制的必要性等为依托,分为自然正义、法律正义、分配正义、交换正义、政治正义、社会正义等等,用以认识和评价个人和群体以及机构的行为,评判交换、分配、惩罚、制度、程序的可接受性、合理性或合法性等等。

  马克思把物质生活的生产、人的自由自觉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在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实践哲学的批判分析基础上,阐明了人类从最初以共同体为目的进行生产活动,发展到以物为目的并受到物的交换关系支配的历史过程和机制,揭示了最终在更高层次上回复到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条件。这就指出了现实的正义可能性:自由自觉的个人联合起来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实现真正民主制的人的自治和自我管理,从而承认每个人的自由,为每个人的才能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提供基础。